其实，李辉先生目前尚未回应，原因很简单──不在国内。但是，李辉先生出国前，我们两个楚人，已通过《长江商报》表达了相互的敬意和讨论的诚意。《长江商报》的刘敏先生，也在6月12日的评论员文章中，阐述了这场辩论的公共意义。这篇文章，我附在后面，希望出以公心而关注此事的朋友都读一读。

    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那就是公布我的捐款证明。按道理，我是没有义务公布的。我在回答《广州日报》记者张素芹的采访时说得很清楚，要求一个人公布捐款证明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，即公众人物、公开捐款、遭到合理质疑。我没有遭到合理质疑，因此我无须公布。但“捐款门”事件既已告一段落，为表示公平，我仍愿意公布如下：

捐款人：易中天。

捐款数额：人民币捌万元整。

宣布捐款时间：2008年5月13日。

捐款到账时间：2008年5月19日。

捐款方式：通过银行转账。

接收捐款单位：中国扶贫基金会。

收据号：00145935。备注：地震。

荣誉证书签发人：段应碧。

收据及荣誉证书已由山东卫视记者验看并拍照。

易、李之辩的公共意义

◇本报评论员　刘敏  2009-6-12 长江商报

　　文怀沙事件波澜再起，易中天和李辉两位先生正为此进行一场公共辩论。这场辩论，主要呈现在报纸上，以文章及回应的形式进行。辩论中，道德批评的底线，质疑的话语方式等问题逐渐凸现。这正是易李之辩超越个人的公共意义所在。
　　其一，要不要质疑文怀沙。如果有事实出入、真相被遮蔽、名实不符的情况，无论是个人还是历史，都是有必要提出疑问的。这一点，易中天和李辉存在共识。
　　其二，可不可以质疑文怀沙。质疑是一种言论，言论是自由的，只要不变成实体权力的限制和打压行为，质疑当然是可以的。如果质疑无据或编造事实，而有可能成为诽谤、造谣，被质疑者可以提起诉讼。质疑者和被质疑者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。易、李二人在可不可以质疑问题上，也存在共识。
　　其三，怎样质疑。这就涉及到质疑的话语方式问题，两人出现了分歧。易中天先生不反对质疑，但反对李辉“质疑的方法”，因为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重要得多。李辉回应，“没有了质疑本身的具体对象与语境，又如何单纯就其所谓方式继续深入争论和探讨下去呢？”
　　的确，质疑的方法有时候比质疑的对象、质疑的结果更加重要。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一向宽容“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”的国度，即使这个目的是无比正义的。这样的事情，几十年前在我国达到顶点，其教训相当沉痛。因此，这场辩论或利于把质疑的方式方法问题辨析清楚，这有相当的公共价值。
　　其四，质疑特别是道德质疑的底线问题，是易、李二人的又一个分歧。易中天先生说的“道德飙车”，就是认为李辉的质疑已经过了“度”，逾越了底线。
　　毫无疑问，道德质疑存在底线和边界。但是，这个底线是什么，边界在哪里，并不能由某个具体的机构或人一劳永逸地划定，而是社会达成共识、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调适。
　　李辉是否“道德飙车”，易中天“道德飙车”的批评是否也是一种“道德飙车”？不能说不重要，但比这更重要、更有价值的是，道德质疑底线问题被鲜明地提了出来，我们无可回避。道德质疑的底线，取决于很多因素，比如社会的道德标准，文化传统，对道德问题的接受和容忍程度等等。
　　易中天先生在最新的一篇回应中提到，他将撰写“道德批评”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文。李辉本人很期待，我们也同样期待，将这一问题放在台面上讨论，对其他各种公共讨论都有所裨益。
　　易、李二人的辩论还在继续，希望不要过早结束。任何一场公共辩论的目的，都不是要放倒哪个人，不是要成为自说自话，不是为占据绝对真理的你死我活的争斗，而是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，分析问题、讨论问题，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健康、良性的讨论氛围，使社会大众共享知识、思想和智力互动的成果。

2009年6月26日的《南方都市报》，发表了作家阎延文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阎延文女士谈到，在中国，正常的批评之所以那么难，原因之一，是只要有人进行批评，就会有人说这是“文人相轻”，或者说他“”。正是这三大“文化路障”，使“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”。她认为，这是“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”。

我同意这个观点。我认为，我们这个时代，迫切需要批评，包括道德批评，也包括文艺批评和学术批评。而且我还认为，这种批评应该是自由的。只不过同时认为，它又应该是有规则的。可以说，自由而有序，就是我对批评的理想。在《道德批评的原则与底线》（

一事当前，先问动机，是中国人最为惯常的思维方式。正因为中国人吃这一套，所以，被批评者便可以拿它来做挡箭牌。比如余秋雨公民就是。早年他就把对他的批评，说成是“文化杀手”与“盗版集团”的合谋。后来又把“忏悔问题”，也跟盗版挂起钩来。看他如此荒唐，当时我就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。我问：如果全国各地都齐声颂扬余秋雨，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，盗版集团难道就不趁机捞一把了？苟如此，余先生是不是也要对同志们的赞扬，表示愤怒或烦恼呢？

二 批评不能问资格

我可以断定，这些人（指批评他的人）一定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。”这意思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捐款，没有默哀，没有到过灾区，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是援救队和志愿者，就没资格批评他或质疑他。

由此可见，批评是不能设门槛，也是不能问资格的。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，

批评不问资格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；批评不问对象，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被人批评，包括文怀沙老人、余秋雨公民、李辉先生，还有我，都不例外。不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对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，措词最好客气一点，以示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。但可以批评，则没有疑问。总之，只要是十八岁以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，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。像某人那样，说什么批评他就是“侮辱中国人”，就未免太把自己当干粮了！

批评不问对象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批评谁，是批评者自己的事，别人不能干预。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的时候，曾经有人

正因为批评的自由，是一切人的，所以不能没有“游戏规则”。“三不问”（不问动机，不问资格，不问对象）

原载2009年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5版 责任编辑刘炜茗

易中天

年第48期《精品购物指南》，发表了题为《道德飙车之辨》的专题报道易中天给出的解释是：在公共空间对另一个人进行道德批判。”天吶！这哪是我给出的解释？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，在公共空间进行道德批评，那是“开车”。开车，跟“飙车”一个意思吗？

不过我仍打算负半责，因为“话没说清”。所以我的整改措施，就是“把话说清”。

《南方周末》，责任编辑马莉）。其中，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，是“真的原则”；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，是“善的原则”。违背了这些原则，在我看来，就有“道德飙车”的嫌疑。当然，也只是“我认为”而已。是不是，包括这些原则对不对，都可以讨论。

首先，文怀沙先生和余秋雨先生没有。文先生好像没批评过谁。车都没开，哪来的“飙车”？余先生则是屡屡被批评、被质疑的，怎么会是“飙车党”？当然，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可以批评，但他们的问题与“飙车”无关。比如文先生的没有坚辞大师头衔，就只能叫“没走斑马线”。余先生将“捐赠三万册书”，说成是“独资捐建三所图书馆”，则大约可以算是“把家养黄鱼当野生的卖”。家养野生，都是黄鱼；含不含泪，别计较嘛！

其次，阎延文女士没有。因为她对余秋雨先生的批评，摆事实，讲道理，并无些许侵权，这就只是“开车”了。开车，是应该有自由的。所以，我还将在近期发表“批判三不问”的主张，支持像她这样“遵守交规”的“开车人”。

那么，我对余秋雨的批评，是不是“道德飙车”呢？这可以质疑。因为第一，是道德批评。第二，在公共空间。更何况，说别人“不守交规”，自己就更不能“故意飙车”。所以，谁要发现了问题，但请直言明告。只要是事实，我一定承认错误，公开道歉！这一点，我已通过2009年6的《南方都市报》，表明了态度。

不过，你的质疑，也得有证据、讲道理。比如有人问，你不是说“不能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隐私道德”吗？怎么还要去查余秋雨的账？这就很好回答：在公共空间进行的公开捐款，还是“隐私道德”吗？

这就麻烦了。言论必须自由，秩序不能没有，规则又无人制定，怎么办？

事实上，公共空间的言论秩序，是每个人安全的保障

。我们要做的工作，不过具体化而已。倘能如此，则于愿足矣！

年6月A23版

代言人黄育海更是信誓旦旦，声称这20万元善款“当然到账了”，但“不知道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。这就与媒体调查的结果，几乎完全对不上茬──多个可能接受捐款的单位，账户上都没有查到捐赠记录。

万善款在哪里呢？大约也只有天知道！

看来，确如阎延文女士所说，余秋雨 

二 为什么批评李辉

──“批评必须有，规则不能无”。这道理，相信大家都能同意。但可惜，空对空地讲，只怕没人听。这就要有案例。质疑余秋雨，可以说明“批评必须有”（何况他本有可疑之点）；批评李辉，可以说明“规则不能无”（何况他本有不足之处）。这样好的案例，岂能不“借题发挥”？哈，这就是我的“别有用心”！

这当然又会遭到痛批：你怎么可以这样“居心险恶”？尤其是，在这个造假成风的时候，怎么可以拿打假的人来说事？是的，你们的批评有道理。但我愿意告诉诸位，正因为李辉先生是好人，他的动机也是好的，我才要批评他。我批评他，就是想说明又一个道理

“双重标准”

6月18日《南方周末》，责任编辑马莉）。

款已到账和当地在用，是余秋雨的代言人黄育海对《现代快报》）和

月23日《南方都市报》B15版，责任编辑刘炜茗

阎延文说得太好了

作家阎延文的新文章于超越了“余秋雨捐款门”事件本身，提出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，这就是──我们要不要道德批评？如果要，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批评？这也是我们要关注“捐款门”的真实原因。在我看来，余秋雨的问题，不在捐没捐款，而在撒没撒谎。这一点，应该说已经《余秋雨和三大“文化路障”》，写得实在太好了！怎么好？首先是摆事实，讲道理，而且击中要害，句句在理。不像某些“辩护士”，只会破口大骂、含沙射影、胡搅蛮缠。不过我认为，这篇文章的过人之处，还在于超越了“余秋雨捐款门”事件本身，提出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，这就是──我们要不要道德批评？如果要，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批评？这也是我们要关注“捐款门”的真实原因。在我看来，余秋雨的问题，不在捐没捐款，而在撒没撒谎。这一点，应该说已经很清楚了。实在不明白，或装不明白，也没办法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还是来讨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，比如如何破除那三大“文化路障”吧！

易中天

实话实说，我在撰写《李辉先生，请勿“飙车”》一文时，其实也曾有过犹豫。因为在不少人看来，李辉先生这回可是做了一件好事。至少，从今往后，谁要再人模狗样地充“大师”，无论是自封还是退居，恐怕都得先考虑一下自己的档案袋里，有没有李辉先生感兴趣的材料了。这确实是很能宽慰人心的。想想也是！这年头，烟是假的，酒是假的，药是假的，奶粉是假的。好不容易出了个“国学大师”，又是假的，则公众之愤怒将如何？原本人五人六的“伪大师”终于被揭发了，则公众之兴奋又如何？

然而让我忧虑的，是在这“嘉年华”般的狂欢中，一些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被忘记了。比方说，文怀沙先生的基本人权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尊重？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不久，媒体上就赫然出现了“江湖骗子”之类的字眼。当然，那些狡猾的“标题党”，会虚情假意地打上引号，再加上问号，以规避责任。但他们难道真不知道，那些“看报只看标题”的读者，其实会得出什么结论？要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就连一些基本事实，都还没弄清楚呀！

同时被忘记的还有“程序公正”。也就是说，很少有人关心，李辉先生所持的立场是否公正，提供的证据是否确凿，使用的方法是否适当，论证的路径是否科学。实际上，由于李辉的“打假”既顺应民心，又一举成功，他的那些“犯规动作”也就无人在意，甚至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如果不是何三畏先生出来说话，此案估计也就这样收场。

显然，在公共空间进行道德批评，第一不能问动机，第二应该看结果，第三必须讲程序。而且，“程序公正”还必须高于“实质正义”，因为程序就是“交通规则”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讨论“交规”问题，我们也必须讨论这个问题。

那么，底线在哪？原则为何？

第一条，我想应该是“证据确凿”，这也就是“真实原则”。说白了，就是你批评某个人有什么不对，得真有这事才行。这就不是“自己说”或者“有人说”就算数的，得有证据，还得确凿。如果使用了伪证，打假的就会变成造假的；证据不全，也可能制造冤案。那怎样才算“证据确凿”？一是真实，二是可靠，三是全面。比如你要说某人“年龄造假”，就得说清楚三点：造了没有？为什么造？怎么造的？三个方面，都要有证据，一个不能少。

2007年7

说起来，这才是李辉先生的问题所在──先入为主。李辉先生说得很清楚，他是在 因此，我们还应该提出第二条原则，即“公平原则”，也就是必须“立场公正”。立场公正，才不会偏听偏信；不偏听偏信，才能证据确凿，也才能做到“真实”。可见真实与公正，是必须坚守的原则。一旦放弃这一原则，就不但会让自己的结论丧失公信力，也很容易会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。而这，则正是李辉先生“道德飙车”的又一个问题。

可惜李辉不。为什么不？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但以我小人之心，度他君子之腹，或许是觉得“不过瘾”。总之，由于只有李辉自己知道的原因，他把“猥亵、奸污妇女十余人”这句话说了出来，而且前面连“涉嫌”两个字都没有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判都判了，还说什么“涉嫌”？对不起，阁下又忘记历史背景了。再说一遍：所谓“劳教”，是不需要“证据”，也不需要“审判”，更没有“律师辩护”，就可以随便执行的。因此，只要说到“劳教”，无论是说“文怀沙”，抑或是说“武怀沙”，其“罪名”之前，都必须冠以“涉嫌”二字，或“所谓”二字，否则就是对那个“违宪制度”的默认，也是对众多无辜的亵渎，其中就包括李辉向所尊敬的一些文化老人，比如黄苗子先生。

23版，责任编辑马莉，发表时标题改为《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》。

”（2009年6月16日《 新京报》）。 这就其实什么都清楚了。很好！我不想再说什么，仅赋打油诗一首云： 看得明白就明白， 看不明白不明白， 揣着明白装糊涂， 揣着糊涂装明白。 余秋雨公民是这样回答我们的

易中天

”（2009年6月16日《 新京报》）。 这就其实什么都清楚了。很好！我不想再说什么，仅赋打油诗一首云： 看得明白就明白， 看不明白不明白， 揣着明白装糊涂， 揣着糊涂装明白。 昨天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黄育海董事长称，他们“确实不知道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 ”（2009年6月16日《 新京报》）。 这就其实什么都清楚了。很好！我不想再说什么，仅赋打油诗一首云： 看得明白就明白， 看不明白不明白， 揣着明白装糊涂， 揣着糊涂装明白。2009年6月15日 余秋雨公民是这样回答我们的 易中天 昨天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黄育海董事长称，他们“确实不知道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 2009年6月15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由此得出的结论，是余秋雨公民的20万善款已到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。因此我在昨天提出，希望黄董事《东方早报》）。由此得出的结论，是余秋雨公民的20万善款已到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。因此我在昨天提出，希望黄董事长能够回答三个问题：

一，所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”（2009年6月16日《 新京报》）。 这就其实什么都清楚了。很好！我不想再说什么，仅赋打油诗一首云： 看得明白就明白， 看不明白不明白， 揣着明白装糊涂， 揣着糊涂装明白。名称是什么？

二，将这20万善款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途径是什么（转账还是付现）？

三，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是在什么”（2009年6月16日《 新京报》）。 这就其实什么都清楚了。很好！我不想再说什么，仅赋打油诗一首云： 看得明白就明白， 看不明白不明白， 揣着明白装糊涂， 揣着糊涂装明白。时间（精确到年月日即可）？

对此，黄董事长今天明确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必要给他看什么证据”（长能够回答三个问题： 一，所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名称是什么？ 二，将这20万善款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途径是什么（转账还是付现）？ 三，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是在什么时间（精确到年月日即可）？ 对此，黄董事长今天明确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必要给他看什么证据2009年6 余秋雨公民是这样回答我们的 易中天 昨天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黄育海董事长称，他们“确实不知道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 2009年6月15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由此得出的结论，是余秋雨公民的20万善款已到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。因此我在昨天提出，希望黄董事月16日《 新京报》）。

这就其实什么都清楚了。很好！我不想再说什么，仅赋打油诗一首云：

看得明白就明白，

看不明白不明白，

揣着明白装糊涂，

揣着糊涂装明白。

敬告余秋雨公民：算账不必秋后，莫待秋雨时分

易中天

据 2009年及相关部门把余秋雨的20万元捐款用到了哪三所学校的图书馆”，或者说不知道“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2009年6月15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 这就不难得出三个结论： 一，余秋雨公民的20万善款已经全部到账； 二，收到这20万善款的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； 三，如何使用这20万善款，也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事。 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简单了，简单得只用回答三个问题就行： 一，所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名称是什么？ 二，将这20万善款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途径是什么（转账还是付现）？ 三，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是在什么时间（精确到年月日即可）？ 名称、途径、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三个现在就能回答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呢？莫非那时才是“秋6月15雨时分”？也不要说这三个问题没人知道。如果没人知道，难道那20万善款，是自己“含着眼泪”，飞到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？ 我知道，有人很为余秋雨公民抱不平。他们说，一个人做点好事，咋就这么难？我的回答是：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只要亮出收据就行了。当然，如果是静悄悄地捐款，那就连这个手续也不必。可惜余秋雨公民，却是大张旗鼓地公开捐款。这就跟“做好事不留名”云云，八竿子打不着，还是别“秋后算账”为好！ 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“九久公司”董事长黄育海，14 及相关部门把余秋雨的20万元捐款用到了哪三所学校的图书馆”，或者说不知道“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2009年6月15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 这就不难得出三个结论： 一，余秋雨公民的20万善款已经全部到账； 二，收到这20万善款的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； 三，如何使用这20万善款，也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事。 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简单了，简单得只用回答三个问题就行： 一，所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名称是什么？ 二，将这20万善款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途径是什么（转账还是付现）？ 三，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是在什么时间（精确到年月日即可）？ 名称、途径、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三个现在就能回答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呢？莫非那时才是“秋 日在电话中告诉CBN记者：公众关心的“余秋雨涉嫌诈捐”一案，“到9月份就真相大白了，要耐心等待”。雨时分”？也不要说这三个问题没人知道。如果没人知道，难道那20万善款，是自己“含着眼泪”，飞到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？ 我知道，有人很为余秋雨公民抱不平。他们说，一个人做点好事，咋就这么难？我的回答是：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只要亮出收据就行了。当然，如果是静悄悄地捐款，那就连这个手续也不必。可惜余秋雨公民，却是大张旗鼓地公开捐款。这就跟“做好事不留名”云云，八竿子打不着，还是别“秋后算账”为好！ 为什么呢？因为“确定捐赠的对象是一所高中、一所初中、一所小学，到9月份学校名称就出来了”。

我不知道这位黄董事长，是真的“不懂事”，还是觉得公众“好糊弄”。看来，也只有耐心地把话说得更明白 敬告余秋雨公民：算账不必秋后，莫待秋雨时分 易中天 据 2009年6月15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“九久公司”董事长黄育海，14 日在电话中告诉CBN记者：公众关心的“余秋雨涉嫌诈捐”一案，“到9月份就真相大白了，要耐心等待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“确定捐赠的对象是一所高中、一所初中、一所小学，到9月份学校名称就出来了”。 我不知道这位黄董事长，是真的“不懂事”，还是觉得公众“好糊弄”。看来，也只有耐心地把话说得更明白──现在公众关心的，不是这20万善款，具体用到了哪三所学校。大家关心的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──在合理的时间内，它们是否全部到账？ 这个问题，黄董事长其实已经用他的“不知道”回答过了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“当地教育局──现在公众关心的，不是这20万善款，具体用到了哪三所学校。大家关心的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──在合理的时间内，它们是否全部到账？

这个问题，黄董事长其实已经用他的“不知道”回答过了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把余秋雨的20万元捐款用到了哪三所学校的图书馆”，或者说不知道“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2009年6月15 敬告余秋雨公民：算账不必秋后，莫待秋雨时分 易中天 据 2009年6月15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“九久公司”董事长黄育海，14 日在电话中告诉CBN记者：公众关心的“余秋雨涉嫌诈捐”一案，“到9月份就真相大白了，要耐心等待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“确定捐赠的对象是一所高中、一所初中、一所小学，到9月份学校名称就出来了”。 我不知道这位黄董事长，是真的“不懂事”，还是觉得公众“好糊弄”。看来，也只有耐心地把话说得更明白──现在公众关心的，不是这20万善款，具体用到了哪三所学校。大家关心的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──在合理的时间内，它们是否全部到账？ 这个问题，黄董事长其实已经用他的“不知道”回答过了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“当地教育局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

敬告余秋雨公民：算账不必秋后，莫待秋雨时分 易中天 据 2009年6月15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“九久公司”董事长黄育海，14 日在电话中告诉CBN记者：公众关心的“余秋雨涉嫌诈捐”一案，“到9月份就真相大白了，要耐心等待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“确定捐赠的对象是一所高中、一所初中、一所小学，到9月份学校名称就出来了”。 我不知道这位黄董事长，是真的“不懂事”，还是觉得公众“好糊弄”。看来，也只有耐心地把话说得更明白──现在公众关心的，不是这20万善款，具体用到了哪三所学校。大家关心的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──在合理的时间内，它们是否全部到账？ 这个问题，黄董事长其实已经用他的“不知道”回答过了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“当地教育局这就不难得出三个结论：

一，余秋雨公民的雨时分”？也不要说这三个问题没人知道。如果没人知道，难道那20万善款，是自己“含着眼泪”，飞到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？ 我知道，有人很为余秋雨公民抱不平。他们说，一个人做点好事，咋就这么难？我的回答是：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只要亮出收据就行了。当然，如果是静悄悄地捐款，那就连这个手续也不必。可惜余秋雨公民，却是大张旗鼓地公开捐款。这就跟“做好事不留名”云云，八竿子打不着，还是别“秋后算账”为好！ 20万善款已经全部到账；

敬告余秋雨公民：算账不必秋后，莫待秋雨时分 易中天 据 2009年6月15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“九久公司”董事长黄育海，14 日在电话中告诉CBN记者：公众关心的“余秋雨涉嫌诈捐”一案，“到9月份就真相大白了，要耐心等待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“确定捐赠的对象是一所高中、一所初中、一所小学，到9月份学校名称就出来了”。 我不知道这位黄董事长，是真的“不懂事”，还是觉得公众“好糊弄”。看来，也只有耐心地把话说得更明白──现在公众关心的，不是这20万善款，具体用到了哪三所学校。大家关心的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──在合理的时间内，它们是否全部到账？ 这个问题，黄董事长其实已经用他的“不知道”回答过了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“当地教育局 二，收到这20万善款的是及相关部门把余秋雨的20万元捐款用到了哪三所学校的图书馆”，或者说不知道“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2009年6月15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 这就不难得出三个结论： 一，余秋雨公民的20万善款已经全部到账； 二，收到这20万善款的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； 三，如何使用这20万善款，也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事。 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简单了，简单得只用回答三个问题就行： 一，所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名称是什么？ 二，将这20万善款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途径是什么（转账还是付现）？ 三，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是在什么时间（精确到年月日即可）？ 名称、途径、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三个现在就能回答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呢？莫非那时才是“秋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；

三，如何使用及相关部门把余秋雨的20万元捐款用到了哪三所学校的图书馆”，或者说不知道“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2009年6月15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 这就不难得出三个结论： 一，余秋雨公民的20万善款已经全部到账； 二，收到这20万善款的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； 三，如何使用这20万善款，也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事。 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简单了，简单得只用回答三个问题就行： 一，所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名称是什么？ 二，将这20万善款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途径是什么（转账还是付现）？ 三，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是在什么时间（精确到年月日即可）？ 名称、途径、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三个现在就能回答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呢？莫非那时才是“秋这20万善款，也是及相关部门把余秋雨的20万元捐款用到了哪三所学校的图书馆”，或者说不知道“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2009年6月15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 这就不难得出三个结论： 一，余秋雨公民的20万善款已经全部到账； 二，收到这20万善款的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； 三，如何使用这20万善款，也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事。 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简单了，简单得只用回答三个问题就行： 一，所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名称是什么？ 二，将这20万善款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途径是什么（转账还是付现）？ 三，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是在什么时间（精确到年月日即可）？ 名称、途径、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三个现在就能回答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呢？莫非那时才是“秋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事。

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简单了，简单得只用回答三个问题就行：

一，所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名称雨时分”？也不要说这三个问题没人知道。如果没人知道，难道那20万善款，是自己“含着眼泪”，飞到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？ 我知道，有人很为余秋雨公民抱不平。他们说，一个人做点好事，咋就这么难？我的回答是：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只要亮出收据就行了。当然，如果是静悄悄地捐款，那就连这个手续也不必。可惜余秋雨公民，却是大张旗鼓地公开捐款。这就跟“做好事不留名”云云，八竿子打不着，还是别“秋后算账”为好！ 是什么？

二，将这 敬告余秋雨公民：算账不必秋后，莫待秋雨时分 易中天 据 2009年6月15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“九久公司”董事长黄育海，14 日在电话中告诉CBN记者：公众关心的“余秋雨涉嫌诈捐”一案，“到9月份就真相大白了，要耐心等待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“确定捐赠的对象是一所高中、一所初中、一所小学，到9月份学校名称就出来了”。 我不知道这位黄董事长，是真的“不懂事”，还是觉得公众“好糊弄”。看来，也只有耐心地把话说得更明白──现在公众关心的，不是这20万善款，具体用到了哪三所学校。大家关心的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──在合理的时间内，它们是否全部到账？ 这个问题，黄董事长其实已经用他的“不知道”回答过了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“当地教育局20万善款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 敬告余秋雨公民：算账不必秋后，莫待秋雨时分 易中天 据 2009年6月15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“九久公司”董事长黄育海，14 日在电话中告诉CBN记者：公众关心的“余秋雨涉嫌诈捐”一案，“到9月份就真相大白了，要耐心等待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“确定捐赠的对象是一所高中、一所初中、一所小学，到9月份学校名称就出来了”。 我不知道这位黄董事长，是真的“不懂事”，还是觉得公众“好糊弄”。看来，也只有耐心地把话说得更明白──现在公众关心的，不是这20万善款，具体用到了哪三所学校。大家关心的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──在合理的时间内，它们是否全部到账？ 这个问题，黄董事长其实已经用他的“不知道”回答过了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“当地教育局途径是什么（转账还是付现）？

三，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是在什么时间（精确到年月日即可）？

名称、途径、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三个现在就能回答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呢？莫非那时才是“秋雨时分”？也不要说这三个问题没人知道。如果没人知道，难道那及相关部门把余秋雨的20万元捐款用到了哪三所学校的图书馆”，或者说不知道“当地教育部门如何运作这笔捐款”（2009年6月15日《东方早报》）。 这就不难得出三个结论： 一，余秋雨公民的20万善款已经全部到账； 二，收到这20万善款的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； 三，如何使用这20万善款，也是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事。 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简单了，简单得只用回答三个问题就行： 一，所谓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名称是什么？ 二，将这20万善款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途径是什么（转账还是付现）？ 三，交给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是在什么时间（精确到年月日即可）？ 名称、途径、时间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三个现在就能回答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呢？莫非那时才是“秋20万善款，是自己“含着眼泪”，飞到“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”的？

我知道，有人很为余秋雨公民抱不平。他们说，一个人做点好事，咋就这么难？我的回答是：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只要亮出收据就行了 敬告余秋雨公民：算账不必秋后，莫待秋雨时分 易中天 据 2009年6月15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，代理余秋雨公民捐款事宜的“九久公司”董事长黄育海，14 日在电话中告诉CBN记者：公众关心的“余秋雨涉嫌诈捐”一案，“到9月份就真相大白了，要耐心等待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“确定捐赠的对象是一所高中、一所初中、一所小学，到9月份学校名称就出来了”。 我不知道这位黄董事长，是真的“不懂事”，还是觉得公众“好糊弄”。看来，也只有耐心地把话说得更明白──现在公众关心的，不是这20万善款，具体用到了哪三所学校。大家关心的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──在合理的时间内，它们是否全部到账？ 这个问题，黄董事长其实已经用他的“不知道”回答过了。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“当地教育局。当然，如果是静悄悄地捐款，那就连这个手续也不必。可惜余秋雨公民，却是大张旗鼓地公开捐款。这就跟“做好事不留名”云云，八竿子打不着，还是别“秋后算账”为好！

尽快到账。从筹款到转账，一般不应超过七天。没有那个款，就别充那胖子。如果扬言捐款多少万，又分文不见，那就不是什么“诚信”问题，而是涉嫌“欺诈”，即骗取公众的爱戴和同情。如果还发生在国难时期，那就更是“欺（骗）人太甚”，可谓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！ 第三，公众可以质疑余秋雨。 公众有此权利，是因为公开捐款不是隐私。它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，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，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。当然，我说的是“公开捐款”，私下捐款则不必。而且，只要是公民，就有权质疑。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，则可以不问，也不能问。这就正如捐款人的身份和动机，也不可以问。说白了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捐，赃款也可以捐，只不过将来审判的时候，那赃款无论是捐了还是花了，都照样计算不误。所以，余秋雨公民拿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说事，最客气的说法，也是“小沈阳的裤子”──跑偏了！ 第四，余秋雨公民必须回应。 因为是“公开捐款”，而且是“巨额捐款”，其中已涉及到公德、公义、公信力，以及公众的回报，余秋雨公民必须面对监督和质疑。这是他的公民义务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不能行使“沉默权”，也不能拿“言论自由”做挡箭牌。沉默、拖延、推诿、绕弯子、编谎、打太极拳、王顾左右而言他，就不但涉嫌挑衅社会公德，也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，后果很严重。因此，为余秋雨公民计，应尽快拿出“捐款早已如期到位”的确凿证据，以释众怒，以正视听。只要证据确凿，余秋雨公民还可以行使诉权，将涉嫌诽谤的人告上法庭。到时候，相信一定会有人支持。当然，他也可以放弃或不行使这个权利，我们也表示支持。毕竟， 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

民事权利的主张与否，是每个公民的自由。 最近，李辉先生通过《长江商报》提问：假如我易中天发现有人涉嫌欺世盗名，会质疑吗？如果质疑，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？这篇文章，恐怕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但好歹也算“具体的例子”，多少能看出点意思。至于“道德批评的四项原则”，当另文阐述。 附记：今天（2009年6月14日）出版的《现代快报》，发表了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黄育海的谈话，称余秋雨公民所捐20万善款“当然到账了”，而且“确实是余秋雨的”。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但拜托黄董说得再明白一点：第一，到哪个账了？第二，怎么到的？第三，啥时候到的？千万别说余公民热泪盈眶地拎着密码箱，直奔灾区而去，收据都没要一个。也别说贵公司专门为此单独设立了一个账户，啥时要用啥时用。诸如此类的说法，恐怕都是难以服众的。 易中天

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 余秋雨先生涉嫌“诈捐”一案，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了。由此引发出来的公众之愤怒，完全在情理之中。但我认为，即便如此，余秋雨先生的公民权利，仍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。比方说，称其为“余首骗”，就甚为不妥。真相大白之前，还是“无罪推定”为好。至于“余含泪”或“含泪大师”，我个人认为，这个可以有。正如有人叫我“易超男”，我就算一百个不愿意，也只能一笑了之。出来混，是要还的，余先生得包涵一点。阁下总算“含泪”过，也曾自称从老师“退居”大师，比起我来，不算冤枉。

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易中天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 余秋雨先生涉嫌“诈捐”一案，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了。由此引发出来的公众之愤怒，完全在情理之中。但我认为，即便如此，余秋雨先生的公民权利，仍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。比方说，称其为“余首骗”，就甚为不妥。真相大白之前，还是“无罪推定”为好。至于“余含泪”或“含泪大师”，我个人认为，这个可以有。正如有人叫我“易超男”，我就算一百个不愿意，也只能一笑了之。出来混，是要还的，余先生得包涵一点。阁下总算“含泪”过，也曾自称从老师“退居”大师，比起我来，不算冤枉。 不过，我以为最靠谱的，还是“余秋雨公民”。这样说，对于对方是尊重，对于自己是提醒，即提醒自己在进行道德批评的时候，恪守尊重公民权利的原则，不要“飙车”。当然，得到尊重的余秋雨，也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。为此，特发表意见如下。 第一，余秋雨公民可以不捐。 捐款，是一种善举。它是权利，不是义务。作为权利，它包括三个内容或三个选项：捐，不捐，捐多捐少。任何人、任何单位，都不能强迫他人（公民）或单位（比如企业）捐款，否则就是“摊派”和“逼捐”（上级强迫下级，是“摊派”；公民强迫公民，是“逼捐”）。更何况，余秋雨公民的版税，非偷非抢，非贪非贿，是他的合法收入。如何支配，也是他的自由。因此，余秋雨公民哪怕一文不捐，我们也不能说三道四。 第二，余秋雨公民不能诈捐。 捐款既是一种个人权利，也是一种公共行为。说得再明白一点，就是你可以不捐，不能诈捐。尤其是公众人物，又尤其是号称捐款最多最早者，必须信守诺言， 不过，我以为最靠谱的，还是“余秋雨公民”。这样说，对于对方是尊重，对于自己是提醒，即提醒自己在进行道德批评的时候，恪守尊重公民权利的原则，不要“飙车”。当然，得到尊重的余秋雨，也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。为此，特发表意见如下。

第一，余秋雨公民可以不捐。

捐款，是一种善举。它是权利，不是义务。作为权利，它包括三个内容或三个选项：捐，不捐，捐多捐少。任何人、任何单位，都不能强迫他人（公民）或单位（比如企业）捐款，否则就是“摊派”和“逼捐”（上级强迫下级，是“摊派”；公民强迫公民，是“逼捐”）。更何况，余秋雨公民的版税，非偷非抢，非贪非贿，是他的合法收入。如何支配，也是他的自由。因此，余秋雨公民哪怕一文不捐，我们也不能说三道四。

第二，余秋雨公民不能诈捐。

捐款既是一种个人权利，也是一种公共行为。说得再明白一点，就是你可以不捐，不能诈捐。尤其是公众人物，又尤其是号称捐款最多最早者，必须信守诺言，尽快到账。从筹款到转账，一般不应超过七天。没有那个款，就别充那胖子。如果扬言捐款多少万，又分文不见，那就不是什么“诚信”问题，而是涉嫌“欺诈”，即骗取公众的爱戴和同情。如果还发生在国难时期，那就更是“欺（骗）人太甚”，可谓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！

第三，公众可以质疑余秋雨。

公众有此权利，是因为公开捐款不是隐私。它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，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，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。当然，我说的是“公开捐款”，私下捐款则不必。而且，只要是公民，就有权质疑。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，则可以不问，也不能问。这就正如捐款人的身份和动机，也不可以问。说白了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捐，赃款也可以捐，只不过将来审判的时候，那赃款无论是捐了还是花了，都照样计算不误。所以，余秋雨公民拿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说事，最客气的说法，也是“小沈阳的裤子”──跑偏了！

第四，余秋雨公民必须回应。

民事权利的主张与否，是每个公民的自由。 最近，李辉先生通过《长江商报》提问：假如我易中天发现有人涉嫌欺世盗名，会质疑吗？如果质疑，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？这篇文章，恐怕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但好歹也算“具体的例子”，多少能看出点意思。至于“道德批评的四项原则”，当另文阐述。 附记：今天（2009年6月14日）出版的《现代快报》，发表了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黄育海的谈话，称余秋雨公民所捐20万善款“当然到账了”，而且“确实是余秋雨的”。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但拜托黄董说得再明白一点：第一，到哪个账了？第二，怎么到的？第三，啥时候到的？千万别说余公民热泪盈眶地拎着密码箱，直奔灾区而去，收据都没要一个。也别说贵公司专门为此单独设立了一个账户，啥时要用啥时用。诸如此类的说法，恐怕都是难以服众的。 因为是“公开捐款”，而且是“巨额捐款”，其中已涉及到公德、公义、公信力，以及公众的回报，余秋雨公民必须面对监督和质疑。这是他的公民义务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不能行使“沉默权”，也不能拿“言论自由”做挡箭牌。沉默、拖延、推诿、绕弯子、编谎、打太极拳、王顾左右而言他，就不但涉嫌挑衅社会公德，也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，后果很严重。因此，为余秋雨公民计，应尽快拿出“捐款早已如期到位”的确凿证据，以释众怒，以正视听。只要证据确凿，余秋雨公民还可以行使诉权，将涉嫌诽谤的人告上法庭。到时候，相信一定会有人支持。当然，他也可以放弃或不行使这个权利，我们也表示支持。毕竟，民事权利的主张与否，是每个公民的自由。

最近，李辉先生通过《长江商报》提问：假如我易中天发现有人涉嫌欺世盗名，会质疑吗？如果质疑，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？这篇文章，恐怕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但好歹也算“具体的例子”，多少能看出点意思。至于“道德批评的四项原则”，当另文阐述。

尽快到账。从筹款到转账，一般不应超过七天。没有那个款，就别充那胖子。如果扬言捐款多少万，又分文不见，那就不是什么“诚信”问题，而是涉嫌“欺诈”，即骗取公众的爱戴和同情。如果还发生在国难时期，那就更是“欺（骗）人太甚”，可谓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！ 第三，公众可以质疑余秋雨。 公众有此权利，是因为公开捐款不是隐私。它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，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，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。当然，我说的是“公开捐款”，私下捐款则不必。而且，只要是公民，就有权质疑。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，则可以不问，也不能问。这就正如捐款人的身份和动机，也不可以问。说白了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捐，赃款也可以捐，只不过将来审判的时候，那赃款无论是捐了还是花了，都照样计算不误。所以，余秋雨公民拿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说事，最客气的说法，也是“小沈阳的裤子”──跑偏了！ 第四，余秋雨公民必须回应。 因为是“公开捐款”，而且是“巨额捐款”，其中已涉及到公德、公义、公信力，以及公众的回报，余秋雨公民必须面对监督和质疑。这是他的公民义务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不能行使“沉默权”，也不能拿“言论自由”做挡箭牌。沉默、拖延、推诿、绕弯子、编谎、打太极拳、王顾左右而言他，就不但涉嫌挑衅社会公德，也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，后果很严重。因此，为余秋雨公民计，应尽快拿出“捐款早已如期到位”的确凿证据，以释众怒，以正视听。只要证据确凿，余秋雨公民还可以行使诉权，将涉嫌诽谤的人告上法庭。到时候，相信一定会有人支持。当然，他也可以放弃或不行使这个权利，我们也表示支持。毕竟， 附记：今天（2009年尽快到账。从筹款到转账，一般不应超过七天。没有那个款，就别充那胖子。如果扬言捐款多少万，又分文不见，那就不是什么“诚信”问题，而是涉嫌“欺诈”，即骗取公众的爱戴和同情。如果还发生在国难时期，那就更是“欺（骗）人太甚”，可谓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！ 第三，公众可以质疑余秋雨。 公众有此权利，是因为公开捐款不是隐私。它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，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，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。当然，我说的是“公开捐款”，私下捐款则不必。而且，只要是公民，就有权质疑。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，则可以不问，也不能问。这就正如捐款人的身份和动机，也不可以问。说白了，就是贪官也可以捐，赃款也可以捐，只不过将来审判的时候，那赃款无论是捐了还是花了，都照样计算不误。所以，余秋雨公民拿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说事，最客气的说法，也是“小沈阳的裤子”──跑偏了！ 第四，余秋雨公民必须回应。 因为是“公开捐款”，而且是“巨额捐款”，其中已涉及到公德、公义、公信力，以及公众的回报，余秋雨公民必须面对监督和质疑。这是他的公民义务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不能行使“沉默权”，也不能拿“言论自由”做挡箭牌。沉默、拖延、推诿、绕弯子、编谎、打太极拳、王顾左右而言他，就不但涉嫌挑衅社会公德，也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，后果很严重。因此，为余秋雨公民计，应尽快拿出“捐款早已如期到位”的确凿证据，以释众怒，以正视听。只要证据确凿，余秋雨公民还可以行使诉权，将涉嫌诽谤的人告上法庭。到时候，相信一定会有人支持。当然，他也可以放弃或不行使这个权利，我们也表示支持。毕竟，6月14 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易中天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 余秋雨先生涉嫌“诈捐”一案，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了。由此引发出来的公众之愤怒，完全在情理之中。但我认为，即便如此，余秋雨先生的公民权利，仍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。比方说，称其为“余首骗”，就甚为不妥。真相大白之前，还是“无罪推定”为好。至于“余含泪”或“含泪大师”，我个人认为，这个可以有。正如有人叫我“易超男”，我就算一百个不愿意，也只能一笑了之。出来混，是要还的，余先生得包涵一点。阁下总算“含泪”过，也曾自称从老师“退居”大师，比起我来，不算冤枉。 不过，我以为最靠谱的，还是“余秋雨公民”。这样说，对于对方是尊重，对于自己是提醒，即提醒自己在进行道德批评的时候，恪守尊重公民权利的原则，不要“飙车”。当然，得到尊重的余秋雨，也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。为此，特发表意见如下。 第一，余秋雨公民可以不捐。 捐款，是一种善举。它是权利，不是义务。作为权利，它包括三个内容或三个选项：捐，不捐，捐多捐少。任何人、任何单位，都不能强迫他人（公民）或单位（比如企业）捐款，否则就是“摊派”和“逼捐”（上级强迫下级，是“摊派”；公民强迫公民，是“逼捐”）。更何况，余秋雨公民的版税，非偷非抢，非贪非贿，是他的合法收入。如何支配，也是他的自由。因此，余秋雨公民哪怕一文不捐，我们也不能说三道四。 第二，余秋雨公民不能诈捐。 捐款既是一种个人权利，也是一种公共行为。说得再明白一点，就是你可以不捐，不能诈捐。尤其是公众人物，又尤其是号称捐款最多最早者，必须信守诺言，日）出版的《现代快报》，发表了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黄育海的谈话，称余秋雨公民所捐20民事权利的主张与否，是每个公民的自由。 最近，李辉先生通过《长江商报》提问：假如我易中天发现有人涉嫌欺世盗名，会质疑吗？如果质疑，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？这篇文章，恐怕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但好歹也算“具体的例子”，多少能看出点意思。至于“道德批评的四项原则”，当另文阐述。 附记：今天（2009年6月14日）出版的《现代快报》，发表了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黄育海的谈话，称余秋雨公民所捐20万善款“当然到账了”，而且“确实是余秋雨的”。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但拜托黄董说得再明白一点：第一，到哪个账了？第二，怎么到的？第三，啥时候到的？千万别说余公民热泪盈眶地拎着密码箱，直奔灾区而去，收据都没要一个。也别说贵公司专门为此单独设立了一个账户，啥时要用啥时用。诸如此类的说法，恐怕都是难以服众的。万善款“当然到账了”，而且“确实是余秋雨的”。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但拜托黄董说得再明白一点：第一，到哪个账了？第二，怎么到的？第三，啥时候到的？千万别说余公民热泪盈眶地拎着密码箱，直奔灾区而去，收据都没要一个。也别说贵公司专门为此单独设立了一个账户，啥时要用啥时用。诸如此类的说法，恐怕都是难以服众的。

致《长江商报》记者卢欢

尊敬的 卢欢女士或先生：

贵报刊载的李辉先生的第二次回应，今早已在网上看到了。谢谢你们和李辉先生！他是这样地真实和坦诚，倒让我不好意思继续批评他。可惜现在看来，我们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。包括他说的“路基”，我都有不同意见。依我看，他那个“路基”太窄。如果再“超速”，弄不好是要“翻车”的。当然这是后话，还是以后再说。还有一些脑子进水的，恐怕也得说说，还得慢慢说。但李辉先生愿意读我关于“道德批评四项原则”的文章，我很高兴！请转达我对李辉先生的谢意和敬意！这不是虚情假意。因为即便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，只要都是汉子，也会相互敬重的，何况“人民内部矛盾”呢？

是虚情假意。因为即便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，只要都是汉子，也会相互敬重的，何况“人民内部矛盾”呢？ 此致敬礼！ 易中天 2009年6月11日 此致敬礼！

同意见。依我看，他那个“路基”太窄。如果再“超速”，弄不好是要“翻车”的。当然这是后话，还是以后再说。还有一些脑子进水的，恐怕也得说说，还得慢慢说。但李辉先生愿意读我关于“道德批评四项原则”的文章，我很高兴！请转达我对李辉先生的谢意和敬意！这不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易中天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9 致《长江商报》记者卢欢 尊敬的 卢欢女士或先生： 贵报刊载的李辉先生的第二次回应，今早已在网上看到了。谢谢你们和李辉先生！他是这样地真实和坦诚，倒让我不好意思继续批评他。可惜现在看来，我们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。包括他说的“路基”，我都有不年6月11 致《长江商报》记者卢欢 尊敬的 卢欢女士或先生： 贵报刊载的李辉先生的第二次回应，今早已在网上看到了。谢谢你们和李辉先生！他是这样地真实和坦诚，倒让我不好意思继续批评他。可惜现在看来，我们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。包括他说的“路基”，我都有不日